一年前，我就2008年世界金融和经济危机写了一篇网文《当前世界经济危机的根源和意义》，表明我对该次危机的基本看法。我的看法可以用几句话简洁表述如下：农民和资本的结合是当代世界经济最突出的现象。通过这样的结合，农民提高了生活水平，资本提高了利润率。但是资本的增加速度远远超过农民的增加速度，所以，过了或长或短的一段时间积累后，农民收入的继续提高导致了资本利润率下降，2008年经济危机就出现了。而经济危机的作用便是摧毁那部分低利润率的生产资本和金融资本，使资本主义生产适应新的更高的劳动收入水平。

在我看来，当今世界在整体上依然处于从前资本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过程。这个过程可以用全世界农民数量的相对和绝对减少来度量，并且可以用农民转入资本主义部门的速度来计量。农民转移速度有快有慢。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随着以共产主义运动为核心的专制制度在前资本主义国家的兴起，农民转移在这些国家内部被遏制了；随着工人运动在欧美老资本主义国家的兴起，农民的国际转移又被遏制了，世界农民转移变得非常缓慢。这一状况在前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扩大了农民和非农民的经济差距；在国际上扩大了前资本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差距。这样，共产主义运动就走到了它的反面：它把自己从农民的救星转变为农民的梦魇，把农民从惧怕与反对资本主义转变为渴望和欢迎资本主义。到了1980年代，共产主义运动和它建立的专制制度及其影响在前资本主义国家走到了头，工人运动在资本主义国家也同时解体了。前者为农民转移创造了条件，后者为资本转移创造了条件，这样，资本和农民又一次结合起来，一方面，农民转移速度迅速提高，一方面，资本融资规模迅速扩大。农民转移的加速和资本融资的扩大出现在几乎所有国家中。但前者主要出现在刚刚融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国家内，而后者主要出现在老资本主义国家内。亿万农民与资本结合并从而提高生活水平的要求在转化为对资本的巨大需求同时又为资本提供了巨大的盈利机会。为了实现盈利的机会，老资本主义国家在动员资本的时候又创造了各种融资方式，以便把现有的储蓄翻倍地应用起来。经济发展有五个要素，即制度、技术、劳动、资本和需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农民和资本自由结合的制度已经出现；老资本主义国家本来便放着现成的生产技术；农民作为最活跃的劳动力现在也是现成的了；资本又通过各种融资工资创造了出来，而全世界人尤其农民对消费的需求在压抑了几十年后更如井喷一样爆发出来。一切水到渠成。资本主义生产开上了高速公路，产品市场、金融市场、劳动市场一片热火朝天。在这样一种“大好形势”下，为什么又突然发生2008年金融和经济危机呢？我的解释在这片大好形势下，农民变得越来越少，使得农产量跟不上需求，农产品价格开始上涨；越是后转移的农民对工资的要求越高，而农产品价格上涨更刺激工资提高。农产品价格上涨的净作用是把一部分利润收入转移为劳动收入，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和金融无法继续保持原先的利润率，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就出现了。而经济危机总是通过金融危机爆发出来。

凯恩斯左派和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经济学家对2008年危机的解释是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和工人工资的下降造成了工人购买力的萎缩，迫使快速扩大的资本主义生产刹车。确实，在美国，在德国，如果用1970年前后的价格计算，工人在2007年的实际工资可能比他们在1977年还低。在纽约的移民劳动市场上，连名义工资都下降了好几年。但是，他们把目光仅仅局限在老资本主义国家。如果他们放眼观看全世界，他们就会发现新资本主义国家的农民的实际收入在最近三十年增加了许多倍。全世界至少有十几亿农民在这三十年里干脆就从食不果腹变成了吃饱穿暖。没有大量资本包括折旧后的原有资本和新资本转移到新资本主义国家，没有大量生产能力包括原有工厂整体转移到新资本主义国家，就不会有近三十年的大规模世界农民转移，自然也就不会有老资本主义国家工人工资的下降。可是，毕竟前资本主义国家和新资本主义国家的农民比老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穷很多，团结起来争取自己利益的力量小很多，发表言论的机会少很多，同时人数却又多很多，本来，不管一个人信奉什么主义，在考虑当今世界人类问题时总是应当首先考虑那些更穷、更弱尤其数量更多的农民。但是，很可惜，在世界知识界占据了100多年主流地位的左派理论中恰恰没有农民的地位。比如，马克思的《资本论》里除了资本剥夺农民的论述外，完全没有考虑农民向资本主义转移的问题。而在凯恩斯的体系里，农民转移问题根本不存。实际上，从凯恩斯体系引出的危机救治方式，例如贸易保护，限制移民等等，从世界范围看，都是反对农民的。

其实，无论是马克思的理论，还是凯恩斯理论都没有对经济危机直接做出解释。凯恩斯理论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大萧条的产物。但凯恩斯并没有解释为什么延续多年的经济繁荣会在1929年突然转为危机。他的《通论》出版于1936年，他所做的工作已经变成解释为什么1929年危机发生后经济迟迟不能复苏。他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论和救治政策，只是在危机发生后才有用，因为危机总是在繁荣的时候突然出现。而在繁荣的时候，市场上不但不缺乏需求，经济中头痛的问题反而是需求过盛。只是到危机出现以后，市场需求才一下子萎缩，经济才面临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1929年前后是如此，2008年前后也是如此。马克思强调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大和工人阶级购买力不断下降的矛盾。但资本主义的发展史已经表明，资本主义不但存在着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同时也存在着工人阶级购买力无限扩大的趋势。所以，马克思讲的矛盾并不存在。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无限扩大的趋势中，也会经常出现生产缩小、消费下降的状况。长期趋势和短期波动是相互依存的，就像一个人开车到某地的过程中会有加速、减速甚至倒车的现象那样。生产缩小、消费下降就是经济危机。但人类可能发明什么社会制度来消除经济的短期波动呢？没有可能，人类社会永远不可能消除经济波动以及社会波动。试图用所谓共产主义或者计划经济或者任何天堂与救星的说教来证明人类有可能消除经济波动的理论，和永动机的理论一样，不是幼稚的便是欺骗的。

当然，在承认经济发展和工人收入增长趋势的同时，我们又需要分析每一次波动的原因，需要找出教训以便在未来避免过大的波动。所以，一个人需要分析为什么最近二三十年老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工资会下降，分析为什么最近二三十年那里的金融创新特别活跃。但只要认真思索，这个人就必然会跳出老资本主义国家的范围，而走向对全世界最近二三十年经济变化的思索。另一方面，如果一个人试图了解为什么前资本主义国家的农民近二三十年来转移得那么快，为什么这些国家的生产能力扩大得那么迅速，这个人也必须跳出前资本主义国家的范围，同样走向对全世界最近二三十年变化的思索。而正是对世界经济的思考，让我相信农民和资本的结合既是解释近二三十年世界经济高速发展的关键，也是解释2008年经济危机的关键。

“夜话”2009年第18期，2009年10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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